国半岛总督陈举恩，东非总督郑凯，云中高官胡云川，红海军区司令长官李明华中将，帝国远征军中东兵团长官朱国胜中将等一干要员纷至沓来，请求觐见圣祖太上皇陛下，聆听圣训。
李察在行宫正殿一一接见了这些方面大员，听取了关于中东和东非局势的最新汇报，勉励其为帝国拓殖事业再建功勋。
经历唐乾宗时代的蛰伏时期，在第3任皇帝唐业宗时期，大唐帝国再次重拳出击，经历了向南美的巴西，东非马拉维和莫桑比克，阿拉伯半岛地区的大幅殖民扩张进程。
由此带来了大唐帝国新一轮的对外殖民热潮，巩固了皇权至高无上的威严，极大的振奋民心，提高了帝国民众凝聚力。
唐业宗因此广受帝国民众的崇敬，皇权声誉进一步高涨起来。
但不管怎么说
大唐帝国皇权始终在开国皇帝李察限定的范围内，形成与帝国政府，帝国议会和最高法院四权分立的局面，不可能一家独大。
圣皇太祖陛下立下的规矩，由贵族院和皇家宗亲会的双重制约，唐业宗也不可能轻易的突破，任意而行。
因为头上还有一个大唐皇室老祖宗，身边有几十位皇叔和藩王钳制，只能在有限的皇权范围内辗转腾挪。
李察在很久之前就下了定语；
狂妄无度的德皇威廉二世纯粹是个眼高手低的蠢货，辉煌的德意志帝国将在他的手中轰然倒塌，只剩下遍地瓦砾。
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才能也不足以支撑其勃勃野心，同样是败家子一个。
这样贬低的评价在世界各国高层引起广泛反响，曾经让德皇威廉二世暴跳如雷，引发了两国关系的波折。
正是因为顾虑到皇权独裁对国家的严重影响，李察才会极力推动君主立宪制，社会法制化和全民普选等重要举措，形成权力的新制衡。
这样一来
大唐帝国就不会因为某一个首相或某一个皇帝的野心而走上崎途，这就是全力制衡的好处。
反面的例子就摆在面前；
当历史推进到1917年3~4月，受到大唐帝国限制进口的严重影响，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沙俄饥寒交迫的人们纷纷起义，沙皇政权已经在三月十五日的内忧外患中彻底崩解，这也促成了《波尔多条约》迅速签订。
为了继续稳定东线战场，协约国集团几乎用尽了一切办法，拉拢大唐帝国进入同盟就是最主要的举措之一。
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英法大举金元沙俄新政府，竭力维持前线600多万俄军不至于临时倒戈，这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至于发起东线战场新的大规模会战，这种美好的想法只能停留在梦中，根本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
整体而言
大唐帝国政府并不关注西线和东线战场，那都是人家的事，与帝国政府没有直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