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地方官员对上报灾情这一事顾虑重重。
1942年春季，河南灾情已经出现。多县上报灾情求助。然而当时的省主席李培基，却不敢如实将灾情上报给委员长，眼睁睁的看着河南灾情日趋严重。
抗战爆发以后，，河南作为中日对决的主战场，倍受战争蹂躏，农业受损严重。
1942年侵华日军频繁轰炸河南豫中、豫西地区，当时驻河南的国军百万军团，所需的军粮、马草甚至兵源补给，全部采用了“就地取材”的原则，其目的是为了减少运输消耗。
这无疑让饱受天灾的河南人民雪上加霜。
1942年大饥荒爆发之前，河南已经连续被压榨了五年，期间征兵、征粮都是全国之首。
哪怕在风调雨顺的年代，经过大量地、不断地交粮纳税后，农民们几乎不剩任何粮食储备。
到了1942年河南麦收仅一两成，秋粮又绝收，面对如此困境，当时河南征收征购的粮食仍居各省第一！
1942年在抗战抗灾的紧急情况下，汤恩伯乘机大发国难财，面对大量灾民，他没有开仓救助，反而“封仓贮粮”造成粮价飞涨，还在重灾区抓壮丁，大建官署，甚至驱使大批灾民修筑黄河新堤，造成累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水旱蝗汤，河南四害”这句河南当时广为流传民谣中，“汤”指的就是汤恩伯。
在这些压榨下，一步步造成了河南特级饥荒悲惨的局面。
随着灾情的愈发严重，国内一些报纸也进行了相关报道。其中《大公报》的一篇报道令委员长尤为愤怒。
主编王芸生在一则社评中，揭露了国民政府对河南灾民征粮的残酷，还谴责了重庆上层社会的奢靡，笔锋犀利，证据确凿。
委员长看到后愤怒下令让《大公报》停刊三天。
但此时的委员长仍不相信河南灾情。
“大老爷，老百姓们撑不住了，已经开始有人逃荒了。”向才贵又开始哭泣：“可是，地方官员不允许我们逃荒，说人都走了，今年的征粮怎么办？
他们派人堵住了村子的出口，要求夏收秋粮纳税必须按时完成，可是地里哪有一粒粮食啊？
村子里的人实在没办法，四叔公忽然想起，邱老爷在重庆一个大官家里当管家，兴许他能有办法。看着我机灵，就掩护着我溜出了村子来重庆。”
孟绍原面沉如水：“饥荒到了什么程度了？”
“没粮了，家家户户都没粮了，我出来，全村的人，给我凑了一块饼子，两把小米。”
向才贵的声音里透着绝望：“现在，都在挖野菜，剥树皮吃，可如果再不想办法，政府再不赈灾，野菜树皮眼看着也要吃完了啊。
村子里的老人们说，多少年都没看到这样的灾荒了，那些当官的，只要征兵征粮，我们有没有吃的，饿不饿死，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