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领契交税，这种是官府提供法律背书和服务，收税也是理所当然。
正赋也就是土地生丝捐税这是国赋也是照常收取，还有稻米等实物，这些都是减免了三成之后，照例由海运抵津海，送到三司府库，在北方还在抵挡东胡和平定流寇的特殊时期，就算是徐子先已经掌控南方，赶走的六品以上的官员都有好几百人，两府对现状只能默认，所要求的底线就是南方各路要正常输送国赋和各种杂项物资，对这一点，幕府也是一直有保证。
但所有人都想象不到，在取消了多如牛毛的杂税之后，幕府的收入不仅没有减少，也不是稳步增长，而是大幅度的增加！
其实也很简单，大魏虽然鼓励工商，但还是一直视农桑为国本，这是根本性的认知问题，短时间内难以逆转。
而徐子先却是知道，一旦打通海外商道，受益的绝不止是海商，相关的各行各业都会有大规模的发展。
在水师将蒲行风限制住，消灭了吕宋二盗，并且直接控制了倭国和吕宋，并影响到兰芳三佛齐和暹罗真腊等各国之后，大魏的产品出口量极速恢复，民间的经济总量爆炸式的发展，经济总量的增加，意味着赋税额度总量的增加，加上对官吏的严格控制，财赋不入私门而均入国库，大幅度的税收增长就是理所应当之事，不增长才是怪事。
除了契税之外，幕府又在官道和各重要关卡加设厘捐税卡，一般的坐商就是交契约，行商加征厘捐，理由是府军将士征剿流寇，出师做战耗费极大，而剿灭流寇，土匪，也是为了行商安全，厘捐税卡所在之处，土匪流寇都被消灭的干干净净，也是为了保护商道，征收厘捐，也是理所应当之事。
这当然是额外给商人加重了一些负担，但总是比搜刮细民百姓要强的多。
况且商人也相当乐意，就象当年徐子先在南安镇设卡收捐，只要保护了那一片区域的安全，剿灭江匪强盗，商人们宁愿交一些钱，也愿意从南安镇走，将货物存在南安仓库，这也是一样的道理。
南方诸路，交纳正赋之余，还有九千万贯的收益上缴幕府，而民间居然感觉日子越来越宽松，原本那沉重的枷锁被打开了，丢弃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明显上升，官府还在修补官道，义仓，义舍，义庄，慈幼局等福利机构也陆续有拨付款项，虽然在徐子先看来这只是最低层次的民生福利支出，但对普通百姓来说已经是天恩浩荡。
在此之前，他们被官员压迫，被如狼似虎的胥吏欺压，上交多如牛毛的杂税，一年的收入有最少七成被掠走，剩下的也就是勉强维持温饱。
也幸亏南方的工商发达，而且气候温润，若是如陕北河南那样，遭遇灾害，人口密度又大，恐怕南方也早就有大规模的民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