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公新学之中的政治理念方面，对于学术建构漠不关心，反而沿袭了自王安石时代就曾采用过的以政治强制力来推行学术专制的做法，这更使得荆公新学的学术建构在王安石之后便后继无人bqgbai♟cc在杨时活动的时代，新学已经完全沦为了当时权臣党争的幌子与工具，是以杨时这种过于激烈甚至于颇有陷于意气之争的对新学的批驳举动，也有着他深刻的心理基础bqgbai♟cc
二程作为北宋中后期自创门风的哲学大师，对新学弊病的指摘均是立足于洛学学说的基础之上，有着充分的学理基础，所以较诸三苏蜀学的嬉笑怒骂而言，更能鞭辟入理，接触本质，而杨时作为当时极具代表性的洛学学者，他对于荆公新学的批判虽然时有迂于意气之争的嫌疑，在理论基础上也不若乃师那般深厚，但其早年时为应付科考曾经研习过荆公新学，又曾出入释、老二家之学，是以他对于新学的指责，往往可以入其室而抄其戈，真正切中其弊，正如《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所言：“杨时于新学极精，今日一有所问，能尽知其短而持之”，所以
杨时为批驳新学而做的几部著作，在当时影响极为深远bqgbai♟cc绍兴九年（1139年），时任言官的杨时之婿陈渊，与高宗皇帝谈论理学与王氏新学之优劣异同之时，高宗皇帝就亲口称：“杨时之学能宗孔、孟，《三经义辩》甚当理bqgbai♟cc”[42]可见杨时晚年站在理学学者立场所做的驳斥王氏新学、播扬洛学之作，引起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充分关注，为南渡之后洛学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bqgbai♟cc
总之，杨时虽然幼年曾受佛老影响，少年时亦曾研习荆公新学，然而自从师从二程之后，却一直在学术上、在行为上，都坚守着理学学派别的思想与立场bqgbai♟cc在元祐之后洛学迭逢打击的情况之下，正是由于杨时的努力，保证了洛学门风的传承与播扬，而洛学于南渡之后大兴于天下，与杨时的作为，也有着直接的关系bqgbai♟cc
此外，在当时朝廷上禁绝洛学公开讲学的情况下，杨时借着自己游宦四方的机会，传播洛学，从而将洛学门风传进了地处东南一隅，在当时相对闭塞的福建，直接催生了朱熹闽学的诞生，程颢当日目送杨时远去之时曾言：“吾道南矣！”杨时一生所行，实无愧其座师这一转语bqgbai♟cc
杨时对于二程著作的考订编纂，以理学学说的观点对于儒家典藉进行解注的工作，不但在当时使得二程思想的原貌得以保存，同时启迪了斯后的集理学大成的朱熹，也给后世的研究者们，保留了理学学说草创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