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只不过他们的承受能力远远强于小门小阀，还能硬撑着罢了。
因三国国策缘故，重新兴盛、并几乎在这个年代达到顶点的士族，以不到一成的人口，掌握着九成以上的社会财富。毫无疑问的，士族蒙受的巨大损失，也就是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这两者几乎可以划等号。
而从下层看，因为暴**导致百姓在春耕关键时期大面积逃难，万顷良田无人照料，野草长的比稻谷还高，夏收的守成能有平时的两成便是烧高香了。几百万的逃难难民不仅在战时需要赈济，而且战后要重建家园，组织夏种，以南方恢复造血功能。
也就是说，从五月起，到十月秋收这五个月，两省的百姓非但不能供养士族，还需要失血过多的士族反过来输血。而且即使是秋收之后，因为之前损失太过惨重，士族也无法过分盘剥百姓，很有可能还要继续少量输血，让百姓休养生息，越冬春耕。这种情况可能要到明年春耕后才能有所缓解，两三年后才会彻底好转，
要想恢复到暴**前的水平，看起来没有十年是不可能的。
这是必须的，士族并不劳动，甚至是依附他们的庶族地主也不劳动，他们的一切都来自对社会资源的所有权，而这些资源必须通过下层民众的辛勤劳动，才会产生粮食、布匹、财宝、珍玩，供他们享受玩乐。
结合两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失败教训，新三国时期的士族门阀们加强了对依附于他们的下层民众的重视，一般不会过度盘剥，甚至在今年这样的灾年中，还要反哺。士族们当然不是摇身一变成了，成了慈善家，他们只是更注意避免竭泽而渔罢了。
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十年之内南方不能恢复到原本的水准。
而从政治上看，南方虽然在秦国的政治版图中影响甚微，大部分豪门大族都在以中都为核心北方扎根，这场暴**并没有对他们造成多大损伤。但北方豪族的这种幸免，是建立在对南方豪族的牺牲上。经此一役，本来就积怨颇深双方，便彻底撕破了脸，再没有回转的余地。
而在此役被大大消弱的南方士族，为了对抗北方，自然要前所未有的抱起团来，以利益群体的面貌出现在秦国政治舞台上。
所以秦雷的复兴衙门可谓顺应民心，得到了南方南方士族的出奇响应，再加上相对公平合理的制衡制度，短短时间便聚集了南方二百家最大的豪族，满足了南方士族意图联合的政治要求。
之后秦雷审时度势，提出复兴衙门必须把‘支援平叛’和‘组织恢复’当作同等重要的大事，两头都抓起来。平叛一地，恢复一地，争取到平**结束时，百姓基本返乡恢复生产，不耽误夏种。
这也是复兴衙门的议事们最愿意看到的，所以全票通过了秦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