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们蒙面闯入工厂，破坏了机器，并在车间的墙壁上涂写“为了生计”、“为了生存”等之类的标语。甚至，一些城市还发生过零星罢工事件，要求工矿主们改善工人待遇，避免无辜解雇工人的事情发生。
“其实，我齐国跟历代王朝并无什么区别，依旧是权贵之家高高在上，卑末小民被踩在脚下。昔年，太祖皇帝曾言，要建立一个大同世界、人人平等的新国度，不过是一句虚妄之念罢了！”黄千人愤然地说道。
甚至，一些工商“大鳄”通过对共济会、养济院等福利机构捐赠大笔钱财，受到皇家的名誉爵位敕封，从而获取了崇高的社会威望，并因此跻身于敕令院，亲自参与各种法制律令的修订和颁布。
“再者而言，全国税务稽查已行数月，查实脱逃税款之商人不知凡几。我等可曾听闻有商人被判刑罚？一个个无非是追缴税款，并处以罚款而就此揭过。彼辈商人涉及税款多者数万，少者亦有千元，金额不可谓不大，但处罚却如此之轻。而民间普通百姓若有损害公私财物者，往往不过数十上百元，则动辄被判苦役或者流放，此诚可叹呀！”吕文栋说道。
话说，刚才不是在讨论权贵和普通民众的隔阂对立问题吗？怎么话题就歪到农人收入方面来了？
“若想改变农人之困，工人之厄，我们齐国就必须有人站出来为他们疾呼，为他们的利益发声。”黄千人沉声说道：“观内阁朝堂之上，皆为宦海政客和权贵之家，作为国之立法机构的敕令院，充斥着皇室成员、王公贵族、致仕官员，以及大量的豪绅商贾。而人数众多的工农人群，却无一代表位列其中。试问，在此番情势下，政府如何会推进惠及工农之举，敕令院又如何会颁布工农保护之律？”
“未必尽然吧！”《东部周刊》编纂人吕文栋将手中的茶杯放下，摇头说道：“我齐国虽然看似律法健全，其精神宗旨亦为‘天下万民’之念，但在律令实践当中，对权贵之家、富豪之人往往太过偏袒，而对‘万民’又太过苛责。”
齐国自立国时，通过不断的移民，再加上国内生育率的高涨，使得国内人口在数十年间不断增长，但在1710年后，死亡率却开始上升--排除正常的生老病死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则是各种工业化后疾病的增多。
环境污染和流行病越来越严重，自然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泰平十六年（1720年），敕令院通过了《帝国河流保护律》，规定，禁止污染任何作为公共供水的水源。泰平二十年（1724年）又颁布了改善工业城镇环境的《城市公共卫生律》，要求把污水和废弃物集中处理，并规定地方政府负责供应清洁卫生的饮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