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曾指示侍从室从头梳理历史上所有彗星的记录，试图从逻辑上证明“彗星灾异说”的谬误，从而动摇“天命不可违”思想，为变法扫除思想上的障碍然而很遗憾的是，这次“谬误证明”最终走向了他愿望的反面，侍从们以史料上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彗星这玩意的出现，大部分确实和灾异相关
站在皇帝一方的侍从试图反证：灾异是一种常态，彗星是一种变量，两者重合并不意味着灾异和彗星有相关性，毕竟历史上好多次更大的灾异和亡国之兆并没有彗星作为呼应
这不失为一条好的宣传路子，但驳倒这一论点也非常容易：谁规定“天”只用彗星这一种方式来示警的？地震、大水、异形的动植物，都是警告手段！
究其本质，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说”不过是对皇权无可奈何之下的约束手段因为它从逻辑上的自洽，要推翻这一学说非得科学大成，且深入人心不可
朱翊钧想利用历朝历代被天人感应思想影响的史官所作的记录，来证明彗星无关乎灾异，相当于拿史官的刀来削他们的把儿，简直缘木求鱼
即使到了科学昌明二十一世纪，相信天人感应学说的还有不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七六年的各大灾异，已经穿越回大明的朱翊钧想起这个年份，心里面也照样嘀咕
于是，深感任重道远的朱翊钧，只能约见朱载堉，向他提出关于彗星的一些设想，并让他组织皇家格物院的天文专家进行验证
另外，两京的报纸上，也出现了一些彗星和灾异之间的讨论文章，正反两方争论的不亦乐乎，对朱翊钧来说，不过聊胜于无罢了
彗星和张居正的夺情之议，并未引起政治上的动荡，不过是因为现在皇帝用刀子开了无双——无人敢做杖马之鸣
巘戅妙书苑miasm戅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的变法诏书在贯彻过程中就一帆风顺相反，因为皇帝和张文明遇刺引发全国性的大案，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逮捕，以地主士绅为代表的基层统治阶层，很多成了无脑黑，连变法的内容都没搞清楚，就开始抵制变法政策的实施
他们抵制的手段太多了，任何一项县政的实施，都离不开乡绅族老对本族的宣贯和带头，他们只要对县衙官员来一个集体的避而不见——就能让一县之政大半停摆
更别说，好多乡绅还通过本族子弟控制着县学，而县官要想完成“文治”考评，县学学生在士林中给出差评是县官不可承受之重
万历五年的大逮捕，到十月底的时候，人数已经超过五万，近千豪绅因此破家而他们的姻亲故旧，近乎能联络上全国小半以上的士绅出于对锦衣卫乱兴大狱的抵制，变法在帝国基层的阻力极大——很多地方官被上挤下压，死的心都有了
万历五